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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Milton Friedman逝世深圳追思会部分发言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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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d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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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少将
声望: 讲师
加入时间: 2004/10/25
文章: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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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piderman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2007年11月16日 Milton Friedman逝世一周年
2006年深圳追思会部分发言稿 （按发言先后顺序）
雷鼎鸣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
郭誉森 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侯运辉 香港侯刘李杨律师行合伙人
江小鱼 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
向松祚 企业家，经济学者
张五常 著名经济学家
雷鼎鸣：
Friedman的贡献，当然等会儿很多朋友都会说到，在我这短短的时间里也不可能完整地去谈，但是我稍微谈一谈吧。我觉得他的贡献有几方面，有学术方面，也有他通过建立 “芝加哥学派”而产生的直接、间接的贡献。还有他作为一个学者，对非经济学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对世界各国的政策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Garry Becker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也不是新的——，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应该就是Friedman。”假如我们把他科学方面的贡献加上他对世界政策的影响，我真的是想不出有谁的贡献有这么大。凯恩斯对政府政策在一段时间里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凯恩斯的东西呢，我个人是不大同意的。所以在科学方面，我还是会把Friedman放在凯恩斯之上。那个Samuelson呢，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当然很大。但是他对世界政策的影响呢，我觉得还是远远比不上Friedman。
Friedman在学术方面最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方法学。他很多东西都是在方法学（的范畴里）。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1953年的那篇“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这篇文章我在芝加哥大学念第一门经济的时候，在入门课里都是必读的，是一年级必读的。所以虽然我没看这篇文章已经几十年了，但它的影响还是存在的。等会儿可能还有朋友会介绍一下这篇文章，我是非常推荐，假如大家还没有读这篇文章的话，那是要读一读。里面有一点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他非常强调实证研究，你空洞地搞理论是不够的。虽然我并不是排斥理论，但如果你的理论是不能跟现实世界来来往往地互相检验，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经济学。
另外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他的价格理论，（以及）他对美国货币史的贡献。美国货币史（方面），他是直接找出造成美国大萧条的真正原因，对后来各国政府避免再次出现大萧条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他发现M2在大萧条的时候是没有增加的，（反而）是收缩了30％，是造成大萧条的（原因）。
另外他有些很有名的说法，是跟货币主义有关的，就是“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这种说法，我曾经用香港的数据检查过。前几年香港出现过通货紧缩，如果你用香港的数据，好像在表面上看来与他的说法有矛盾。但如果你使用比较好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就会发现他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用货币供应量与GDP，是能够解释物价变化，超过99％的。Friedman在1968年那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里，是他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里说的那篇文章，他提到货币增长后对经济的影响不是立刻体现的。等到多长时间才会体现呢？也不知道的。通常是比较长的时间。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一旦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用香港的数据就会发现，无论是通胀也好，通缩也好，跟他的模型是完全符合的。我当时为什么要找这些数据来检查呢？因为当时香港的政府官员，看到香港的通货紧缩。当时唐英年已经当了财政司司长，他说通货紧缩是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明白的。我想怎么会没有人能够明白通货紧缩呢？通胀也好，通缩也好，我们都有Friedman的理论。我不大服气，就回家找了数据。这数据也很容易找，发现能够解释99％以上——不是99％，而是99％以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解释的。所以后来我告诉唐英年，不要说好像经济学家都不太行，不能解释通缩，不能解释通胀。没有这回事。这个问题几十年前老早已经解决了。
Friedman还有一个贡献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就是他对菲利普斯曲线和stagflation（的研究）。这是在本来不相信他的人中间确立了他的地位的。
说到这一点，我想起一个哈佛的校长（Larry Summers）说过，Friedman年轻的时候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的一个形象？是一个魔鬼！他们美国东岸的人都把Friedman看成是魔鬼。但是Summers说——不是Friedman去世以后才说的，是以前说的——，他现在重新看Friedman，觉得他基本上都是对的。就是从前以为他是魔鬼，现在呢，可能Summers现在慢慢也变成魔鬼了。（笑声）Samuelson在几十年前教书时也说过，——因为东岸的人都非常反对Friedman，把他看成是疯子一样的。魔鬼也好，疯子也好，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革命性究竟有多强。——Samuelson说，你们不要因为这句话是Friedman说的，就认为它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就是这样子，Samuelson比别人都更清楚，Friedman很多东西都是对的。因为Samuelson跟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论对手。
谈到辩论，我想起我见过很多经济学家朋友。大家都知道，Friedman的辩论，好像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曾经败在谁手上。现在变成，很有名的教授会说“我曾经跟Milton Friedman辩论过。”曾经跟Friedman辩论过好像变成了身份的象征。（笑声）就算是大败而逃了，他也觉得是非常光荣的。我想想也是的。因为谁能辩论辩得赢Friedman的？我是没有听说过的。
所以Friedman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最后只是谈一下Friedman在政策方面的影响。当然他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很大的，但等会儿他的学生会说，我就不说了。另外我记得我在念本科的时候，美国还有征兵的制度。我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美国在19岁的时候就要抽签去征兵了，我在宿舍里的美国同学都是哭丧着脸，他们害怕被抓去参加越战，他们都不想。后来Friedman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游说取消征兵，改成募兵制，就是给薪水的。这当然是非常符合经济学家的一种看法，我们看起来是非常明显的觉得对，但是当年并不是这么看的。
还有就是所谓“Chicago Boys”，就是芝加哥大学训练过很多人跑到南美洲去，刚刚当了墨西哥的Prime Minister的也是个“Chicago Boy”。对南美洲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智利。智利在1973年由独裁者Pinochet（皮诺切特）——他不是搞革命，而是搞兵变——（统治），他在政治方面、民主方面是无恶不作的，他杀了很多人；但是，他在经济方面听从“Chicago boys”，采取了很多非常有远见的经济政策。落实了这些政策之后，开始74年、75年时经济不行，还是走下坡，然后就开始上升，一直上升到82年有一年有很大的下降，是负增长。83年也有很小的一点点负增长，但以后一直都是在增加，从70年代到现在平均的增长速度，扣除通胀以后有5％以上。所以芝加哥学派在南美洲的经济政策方面是非常的成功。不过如果大家在网上找资料去看这个人，看智利的政策，可能会看到很多负面的（资料）。因为国际上有很多左派的，是最痛恨这个智利的，因为它那么成功。我看了很多数据，他们（指左派）是胡来的，说的都是它最差劲的那一年，以后几十年增长很快他们就不说了。（笑声）
因为智利我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十多年前我在香港搞退休保障（的研究），香港政府要搞福利制度，我说不对。后来香港的经济学家提倡要把它私有化，就是私人自己去储蓄，自己控制这个钱。我们学的就是智利的模式。当时我也没有把智利跟Friedman拉上关系。但是智利这种改革，就是大家把钱放在账户里面，自己来控制，这钱是属于你的，但钱放在里面要等退休才能拿。中国的改革也部分地参考了，但不完全是。香港现在也是这个。所以Friedman影响了“Chicago boys”，“Chicago boys”决定了这个政策，倒回来影响到香港、中国大陆。
所以我说最后一点，就是Friedman对一般人的影响。有什么话，一句就能总结他的整个思想？其实这是很难的。你要一句话就把什么都包括在内。Friedman说的就是那句“没有免费午餐”吧。“免费午餐”这个名词在全世界都家喻户晓了，但这个名词不是Friedman搞出来的。而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一年级时候的一个讲师，没有什么名气的。他有一本书，叫“TANSTAFL”，就是“There aint no such thing as free lunch”，每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连起来。过了两年以后，Friedman就用了这个东西。假如只是那个人，他不可能把这个名词弄得全世界都知道，（笑声）因为Friedman才有那个本事。大家都以为是Friedman（发明这个名词）。我觉得因为这是Friedman推广的，因此也可以说是Friedman的贡献。
本来Friedman还有很多贡献，但等会儿大家也会讲，所以我就打住了。谢谢。（掌声）
郭誉森：
我跟雷教授差不多时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我是1974年。
刚刚雷教授提到，跟弗里德曼辩论过，都变成财产。我们作他的小学生，而且是坏学生，今天却都坐在这台上。（笑声）。我是（念）301、302的……我非常懊恼的一件事，是注册晚了，所以就没有注册到Friedman的301、302。当然Friedman的课一定要听，而且我们都很紧张。他的两节课，我都仔细听的。我的印象是，他上课非常认真。他上课中间有个break，他不离开教室的，就站在那个讲台上。有的时候有学生上去问他问题，他就总是笑咪咪地站在那里，问他问题他就会讲。如果没有人问他问题，他也站在那里。那时候我很怕去问他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大呆个”，他站在讲台上好像就跟我一样高。
还有一个是，他考试要考一个in-class，就是在课堂里面考试；一个是拿回家的。芝加哥的考试时间是非常紧的，它要考你的直觉，所以题目很多，给你的时间很少，学生就觉得累得不得了。他说：“你们不要担心。我教书几十年，我发现拿回家考试和in-class考试，这个correlation并不是那么大，差别很大。两种才能都需要：有的要快的；另外有的人呢，给他一点时间，他就会做得更深入。这样就不会埋没了人才。”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个有趣的是Garry Becker，有一次他讲起来，他在刚刚毕业，或者说是毕业前的时候参加了Money Workshop。我们学生大为惊讶，因为他没有一篇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文章，没听他讲过任何（关于宏观经济学的）东西。我们问为什么。他说，我就是想要在Friedman旁边看看他怎么做经济学，所以我参加了这个Workshop。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哦？他们也蛮投契的嘛。”其实这个是学本事。
另外我想提一点的是，他的methodology是最特殊的，别的地方我还没看到。说他是empiricism也可以，但是他跟Popper的不同，是整个Friedman的经济学是最务实的经济学，是pragmatic，而我是从正面的意思来讲的。你看他的methodology讲到什么地步。他说，对，理论、模型、假设不重要，假设不真不重要，有什么作用不知道，它推出来的东西如果被falsify，就是被数据否定了。逻辑家Popper认为这个模型就要丢掉，这个理论不对，（虽然）逻辑上是对的。可是他认为——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还不丢掉，要等到另外一个模型，被证伪的情况比它更好的时候才丢掉。所以他有一句话，他讲过好几次，“There’s nothing more practical than good theory.”现在大家说经济学家搞theory，没用的，我们不是用它来赚钱的嘛；或者是说经济学不够好。至少讲这句话的人是外行，因为理论就是要用来用的。你仔细看Friedman的模型，它是务实得一贯，只用一个道理来讲任何的事情。而且是用最土的、最传统的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在这个范畴里试图解释他看到的所有现象。
而且，不求漂亮，不求华丽。你看他最好的一篇文章，有名的那篇，用来做教材是最好的，叫“Marshallian Demand Curve”，张（五常）教授也喜欢的。他推衍出来的Marshallian Demand Curve，有点像马歇尔的衍生需求，这东西有用，很活的。所以现在我们常常，包括我自己，后来很失败，就是追求美观。Samuelson的东西就美极了，但是他又好，（因为）他是Samuelson，一般人追求这个（就不行了）。你看他（指Friedman）的东西是不美的，可是非常务实，极端务实。做问题一定是做实际的问题。
还有不求标新立异。事实上，无论是货币还是微观的Price Theory，我的看法是Friedman并没有创立什么东西，但是他不从众，他有这个勇气。看到对的东西，他用。而且全世界都不用，多少大师都不用，他一个人敢这样做，找证据来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科学就是要解决问题，最好就是用老的工具解决现存的问题。可是现在我们很多人要虚荣，要发明工具。
我再讲一小点，现在经济学的东西我已经还给他，但是Friedman的东西还得少，尤其Friedman的宏观经济学。因为太简单了。有一个拿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是哈佛毕业的，他当然也是微观的人，但他做经济史的。他说：“我非常相信货币理论，相信货币学派的国际收支理论。因为这个是唯一能够让我懂的国际收支理论。那个IS-LM，我根本不懂这个东西。这么复杂的东西，不会是对的。”（笑声）
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美国回来的，货币理论我看他们还没读过。（笑声）这是绝对错误的。正如刚才雷教授所讲的，数据（证明了货币理论的正确）。
即使我们不管数据，专门从理论上看，今天我们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所谓的简单的一般均衡，没有人反对吧？所有价格，包括利率，都不需要货币就能决定的。中央银行怎么可能调控利率而没有负面的影响，没有我们看到的distortion？这是一点，大家没有谈，或谈得很少。你看现在美国的Federal Rate，这个绝对应该是由市场来定的，这是另一点。从逻辑上讲，根据Walrus的general equilibrium，总需求一定等于总供给的，没有货币的话。所以总需求跟总供给不会不等。如果不等，一定是货币方面的调整有问题了。从理论上，刚才说到的宏观（货币理论）有很多用处，我也同意。因为empirically，显然（是正确的）。
所以邪不胜正，宏观经济学要能使理论、实践和政策真正有用，我相信一定最后还是回到（Friedman那里）。因为波动的问题，一定是货币（的波动引起的），当然不止是通货膨胀。因为总需求一定会等于总供给。所以我想Friedman的那个framework是非常清楚的。（掌声）
侯运辉：
诸位好。Friedman过世之后，我写了一个电传给一个朋友，是英文的。我现在就把这个电传跟大家讲一讲里面提到Professor Friedman的部分。
I really got "being influenced" by Friedman when I was at graduate school. I first came to a close encounter with him, more precisely his economic thought, when I read his "Capitalism and Freedom" at the first year of grad school. Like everybody who has read it, I was stunned to have learnt about his objection to president John Kennedy's famous copycat (for JFK is not its creator) slogan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In the following Summer, I was visiting the campu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particular with an aim to see his office at the Social Science Building, on my Grand Tour of the US continent and purchased Friedman's "An Economist's Protest" at its bookstore, which is a collection of his Newsweek's articles, that contains all his famous policy prescriptions for the US: control the money supply, voluntary army, school voucher, negative income tax, reduction of gov. expenditure, and free market. Many of those have become parts of the US policies (voluntary army, voucher to some small extent, control of money supply in a big way) I had read the book on the Greyhound while zipping through the US and was impressed. When I came back to Hong Kong, my first article sent to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was about Friedman (entitled: The Economist of Economists), in order to celebrate Friedman's Nobel award in 1976. I remember my friend Mr. Yeung (now at Next Magazine) sent a copy of it to Friedman at Chicago and I got his reply with thanks, though it was signed off by his secretary.
I have had some personal contact with Friedman thereafter. I remember I shared a lunch with Rose and Milton in a small restaurant somewhere near Chongqing (Sichuan Province) back in 1993, when he was in his early 70s. I still remember the fried vegetable was so oily. But it did not stop them from tasting it with enthusiasm. At the last stop of our China trip, we had a bizarre dinner at a "wild life" restaurant in Beijing. It astonished me that Friedman did not mind and was so ready to put his chopsticks to pick up a chunk of dog meat, camel hump, and some other exotic meat. He showed a lot of interest in learning about something he did not know, such as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culture. I also remember during that trip he invited me to tour his suite at the Garden Hotel in Shanghai, where he was given a complimentary presidential suite by the hotel, some rock star treatment that he usually got wherever he went. He showed me around and exclaimed that how luxury it was for 2 small people to occupy such a big place. The last time I met with him in person was back in 1998, when he visited HK for the last time. It was at Prof. Cheung's residence in Sassoon Road, where he autographed his "Two Lucky People" for me and we had a rather formal dinner on another occasion at the Peninsula.
Many years ago Martin Feldstein published a poem about Friedman and the Chicago School on the back of one particular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 last sentence summarising Friedman's economic thought quite nicely, something like "keep the money supply under control, keep the price free." Of course, the traditional Jewish idiom,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has become so famous and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him after his TV series entitled 'Free to Choose' back in the 1980s.
Milton was an accomplished carpenter. He did his own furniture both in Chicago and Vermont, where he kept a summer home until his retirement. Of course, he was also very good at Statis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He devised a method to bomb Germany more effectively during WWII.
江小鱼：
各位好！在这里说话，有些诚惶诚恐，就如1992年张五常教授写过的《诺贝尔观礼》的文章，说他1991年替科斯演讲时，见到下面坐着萨缪尔森，就是那个感觉。
从江门到深圳，沿途经过中山、番禺、东莞。10年前经过番禺，要过轮渡。前后要花费大半个小时。
如今，虎门大桥早已修好，走这里过去，只需要数分钟。经过虎门大桥，我会想起今年一位逝者霍英东先生，他就是建造这座连接珠江两岸重要枢纽的最早游说者和投资者。这座大桥，让每一个经过这里的人节省了半个小时。
过了虎门大桥，再半个小时左右，来到另一处地方。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就是修筑关卡，把大巴上的乘客赶下车来，要他们从另一侧走路过去。把原来十秒钟的时间延长为十分钟甚至更多。还让部分乘客转乘关口等候着的出租车、摩托车、公交车，让一些乘客惊慌地寻找行李。因为大巴已经开走。（笑声）
来到这个地方，我会想起弗里德曼，今天我们追思的一位逝者。我在想，如果让他来搞中国版的《free to choose》电视片 ，他会怎样说呢？我还在寻思，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在天堂相遇，凯恩斯会说：你看，通过政府投资，修筑了这些关卡，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守卫人员，的士司机——，促进了经济发展。弗里德曼又会怎样雄辩滔滔的反驳呢？
从江门到深圳的一路之行，也类似我们所经历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佛老经历的20世纪。我们会发现，许多荒谬的观念，是曾经那样深入人心。对自由理念的追求和对市场的维护，其历程并非一蹴而就。但我知道，弗里德曼他从不放弃。
弗老去世，我写了一个挽联：大才终不忝，经济文章传四海；逝者憾如斯，自由理念记千秋。谨以此联，表示一个中国学子对他的敬意和缅怀。
弗老千古！
谢谢大家！（掌声）
向松祚：
谢谢大家！非常荣幸地有机会来谈一下学习弗里德曼的感受。我写过一篇文章，这文章的题目就是《我们向弗里德曼学习什么？》大师去世了，我们追思他主要是想学习他。那么究竟学什么呢？我想到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方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弗里德曼会有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张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弗里德曼现象”，说弗里德曼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我记得张教授在1988年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弗里德曼。我到现在仍然认为那篇文章是介绍弗里德曼的最好的一篇短文。为什么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这么深呢？因为在80年代，大家知道弗里德曼是说他是货币主义者，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说他是个人自由的一个坚定的卫士。那么确实当时我们对弗里德曼真正的科学成就了解得很少。当时看了张教授的这篇文章以后，我知道了弗里德曼最重大的成就和最大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学习他应该是学习什么。读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是远远不够的。我认识了蒙代尔教授以后，因为我们一起闲聊聊得比较多，有一次我问他：“你觉得弗里德曼在中国的影响怎么样？”蒙代尔说：“他在中国的名气比较大。但是很遗憾的是，我觉得中国的学者大多数都好像是从某种意识形态来理解他，并没有真正对他的科学成就有太多的认识。”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说弗里德曼他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力，我个人认为不是来自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坚持，不是来自他对个人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的信念。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认为源泉不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弗里德曼巨大的影响力的源泉，是因为他在实证经济科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因为人们心灵和思维的深处，人们对科学真理是有一种很深的崇敬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他，会相信弗里德曼？其实提倡自由，提倡市场经济的人非常多，但是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他，愿意听他讲话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因为弗里德曼在二十世纪经济科学的进展方面，他所作的贡献，即使是他的反对者——我们知道弗里德曼有很多反对者，很多人骂他，甚至在他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有人在外面抗议。有很多人攻击他，批评他——，但是即使是攻击他、批评他的人，对他的科学成就也不能不五体投地。我认为这正是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
如果说《马歇尔的需求曲线》、《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科学的最精彩的阐释的话，那么《美国货币史》就是他最好的、对其科学方法的实践。今天我们拜读他的著作，我经常想起两句话。一句是张五常教授在那篇短文里讲过的，他提到消费函数理论，说如果经济学没有消费函数理论出现的话，也许经济学不会被选择颁授诺贝尔奖。《新格雷夫辞典》写弗里德曼的词条，有一段话是写得相当漂亮的：“当我们拜读消费函数理论之后，我们感到心满意足，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完美，科学能有这样美妙的成就出现。”但这并不是说弗里德曼就终结了这个领域的理论，而是说以后的任何研究，如果你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进展，你就不能跨越他，你就不能忽视他，你必须以他为一个参照点。后来我们再拜读很多（其它著作），比如说研究大萧条、研究经济周期、研究货币史、研究货币理论的，所有的学者，没有一个能忽视他的《美国货币史》这部伟大的著作。
所以，弗里德曼在中国这么大的影响力，首先是来自于他在科学上的成就，令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佩服的巨大的成就，这样才使得他在最高的学术圈里有巨大的公信力。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或偏见，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对此感到很惭愧的。近来来许多中国的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新的想法，或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多得不得了。但是，很难有人能够拿得出像《消费函数理论》和《美国货币史》这样的著作，拿到世界上来看。但是我们很幸运的是，华人经济学者里面有一位张五常教授。在实证科学方面，从他的《佃农理论》到后来的实证研究，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以与弗里德曼的实证研究相媲美的。但是也是很遗憾的是，根据我个人的观感，我认为这两位大师的方法，中国的学者真正去追随和实践的，其实非常少。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追思弗里德曼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他的影响力——有人说他是极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是货币主义者，等等等等——的源泉，是他在实证科学方面的最高成就，他代表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典范。这是我第一点的感受。
第二点是很多人都说弗里德曼对自己非常自信，从来不说假话。张五常教授写了很多篇文章，也说从来没见过他说过一句违心的话。刚才杨先生也说过。也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在我一生中做事，我希望能够有一次，像弗里德曼那样自信。”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弗里德曼能够相信他的学问，相信他的理论？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不是他固执己见呢？是不是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我认为也不是。张五常教授也多次讲过，他认错很快，他如果觉得自己错了，马上就会认错。那么他为什么能不说假话，就像刚才杨先生说的那样：“我私下讲的话，公开也是可以讲的。”言行完全一致。
张学良先生在晚年讲过一句话，应该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张学良先生在他去世前一年时说了一句话：“我活了一百多年，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上最有自信、最有主见、最有定见的人应该是最有学问的人。”只有对你的学问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你对这个学问才会有信心，你才不会讲假话。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感受。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学生，作为学习弗里德曼经济学的人应该牢记的。
第三点的感受是，大家都知道，弗里德曼他是对抗凯恩斯的。我们的教科书都讲他是对抗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是对抗凯恩斯学派，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颠覆了凯恩斯的观点。但是，我们拜读弗里德曼（的著作）我们就知道，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著作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是非常仔细地研究的。这一点我的感受是非常深的。我读过他的著作，他甚至对凯恩斯的哪一部著作的哪一句话是怎么讲的，前后是不是有矛盾，对他的思想非常的清楚。凯恩斯那本probability的书，到《货币论》、到《通论》，他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你不同意大师的观点，你可以攻击他，你可以反对他，你可以挑战他，但是首先你要尊重他的学问。我觉得弗里德曼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中国学者，比我年轻的中国的经济学学生，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对一位大师，对一位前辈的学者，对他的思想、他的成就仍然还是一知半解的时候，就开始大发议论，甚至猛烈地攻击。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态度。那么我们看看弗里德曼，他不同意的人很多，但不同意就要首先知道你究竟在说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对于凯恩斯，他在去逝前有一个采访，他说：“我仍然认为凯恩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很多方面我是不同意他的。”
这三个方面是我学习弗里德曼的感受。我觉得真正的经济学者，尤其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有点成就，应该学习他这三个方面。当然他可以学习的方面很多，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和感受。谢谢。（掌声）
张五常：
各位朋友，大约在两个月前，在北京，周其仁带了两本书来让我签名，一本是《中国的前途》，一本是《再论中国》，是1985、1986年的时候在《信报》出版的。这两本书很特别，虽然是《信报》出版的，但有人把它们全部复印，内容是《信报》的版本，封面的书法则另人模仿，在北京各印了2000本，上面印了几个大字：内部阅读。据说这两本书当时在《信报》出版了之后，在北京就这样复印了，派给干部阅读。事后很多人说读过我关于中国的看法，很多国内的朋友都这样说，国内的很多干部也这样说，主要就是因为这两本书的盗版，由国家盗版（笑声）。这两本书里很多次提到科斯，很多次提到弗里德曼，所以我趁着今天的机会讲一下中国的发展和我们几个老头子的关系。
你从这里望出去看深圳，很不错吧，二十年前你是不可想象的。我记得1988年带着弗里德曼来这里，才开始有房子，但这里还没有，这整个区都还不存在。弗里德曼很关心中国，他的自传里，我数过，讲中国的那一章最长。我数了一下页数，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所以他对中国是相当重视的。
说起来，1980年的冬天，科斯要我回来香港工作。然后81年中的时候很多人通知我，其中一个是杨怀康，他说香港大学的教授位子会空出来，叫我申请。科斯也叫我申请，逼得很厉害。当年的11月左右，我们在UCLA开会庆祝戴维德和科斯的退休，弗里德曼坐在我身边。我跟他说起他那本《自由选择》的书，我问他：“你这本书卖得那么好，是1980年最畅销的书，是因为你写得特别好，还是因为加上你的夫人的名字？”因为以前可没卖得那么好。他说：“不是这些原因。以前我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比这本更好，但那时的时势与现在不同，是时势造英雄。我想少赚一分钱都不行。”
他听说我想回香港工作，他就知道科斯是想我去讲制度问题，帮助中国改革。弗里德曼当时是反对我回来香港的，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你在西雅图那样的不毛之地，不可能有什么学术的，竟然能写出《蜜蜂的神话》，你无需回香港。在西雅图也可以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在美国可以找到饭吃的。”但后来我还是回香港了。
我记得我当时问他很清楚：“如果我回香港，要推广（今天叫）新制度经济学的东西。我是不喜欢搞政治的，但是写文章的时候，我要提你的名字。你要站在我这一边。我一个人怎么能打得上去？我说什么，你在站我旁边支持我。我说你讲过什么，你要承认。”（笑声）他说：“没问题，你要用（我的名字）就用。”科斯也说这样说，Alchian也这样说。
因为当时我觉得，要推行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几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我记得那时有美籍的华裔经济学家，还有一个拿了诺贝尔的，搞Macro。他们三个人加起来，也教中国改革，用的是production function（生产函数）理论。苏联也是专家，已经很多年了。函数理论就是函数理论，有什么特别的呢？苏联的，日本的，美国的，火星的都没有任何不同，只是形式略有不同，干嘛要用这些呢？中国的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但他们有拿了诺贝尔奖的，有Princeton的，有Stanford的，我就一个人，那是输定的。这就是当时的背景。因为他们说得很清楚，产权不重要，制度不重要，把生产函数弄好就行。（笑声）我当时回到香港，你们有诺贝尔奖得主，那我也有诺贝尔奖得主。（笑声）但我背后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后台，就比他们的大。（笑声）因为只要我提到谁，他们都让我用他们的名字。我就是有这些缘份。所以我的书里，动不动就提到科斯、Stigler，因为他们都答应给我用他们的名字。但是如果不是他们说过的，我不可以硬说他们说过，但他们起码是说过类似的话。（笑声）
你们可以想象我当年的困境。怎么跟当年北京的朋友介绍这些东西？你张五常是谁啊？我于是就不是说这是我张五常说的，而是说弗里德曼也是这么说啊，因为有一群人围着我嘛。中国就有这个问题，他们是崇拜英雄的。所以后来有人批评我，说我喜欢在文章里讲自己认识哪些大师。这是误解。我的确是不但认识他们，而且很熟。我不会那么蠢的嘛，我摆他们的名字出来岂不是把我自己的名字压下去了吗？你问我，是我的经济学好，还是弗里德曼的好，当然是我的好嘛。（笑声）我没有理由把他的名字摆出来，压了我自己的名字嘛。所以我摆他的名字出来，是要告诉中国的朋友，这观点不止是我个人的，而是很多人支持我的，这不过是“抛浪头” 而已。（笑声）
回想当年，中国的改革有几大问题。第一是他们不相信市场。听起来很无稽，但他们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知道。80年代初期，武汉开始搞蔬菜自由市场，这以前是国营的，现在给私营做。中央领导人亲自飞去武汉去看，他要亲眼看见才相信。这是多么的无知。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管制，都由国家领导，突然说要做自由市场，他们是不相信的。如果是在香港有这种事，会是多可笑。1993年，我带弗里德曼去见中央领导人，高海燕当时在场。中央领导人在弗里德曼面前教他经济，（笑声）他说：“弗里德曼教授，北京有一千多万人，家家户户天天都能买到蔬菜，如果没有政府的领导，怎么可能有蔬菜吃？”（笑声）他们是到1993年都还不知不信。
深圳是最好的例子，这里卖地是1987年时我叫他们卖的。我说你们不卖地，是不可能搞得起建设。他们听从我并不是因为什么自由市场，而是因为“经费”二字。（笑声）不卖地何来经费？他们一听“经费”二字就很开心。（笑声）他们其实也是不相信的。我说把地卖出去没有问题的，只要不管就行。把地卖出去，让地产商竞争发展，政府不要插手干预。他们问：“那你们香港呢？”我说：“香港就是不懂。你们听我说吧。”你看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一方面弗里德曼是很佩服我的，因为我是到处钻。我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政府完全不用管，没问题。深圳有很多移民进来，政府不要插手，不要搞租务管制，不要建廉租房，这些是最忌讳的。当时深圳只有30万人，现在是1370万。多少人来了深圳！没问题。这就是自由市场，香港是没有的。你听说过有人没地方住吗？
但是有些事情也挺好笑的。他们听我说，没有搞租务管制，可能听得过了头。90年代初期深圳的法例规定，住客欠租的时候，只要有证据他没有支付租金，不用审判，公安就会进去搬家具扔到街上去。你说这是不是维护私有产权？在自由市场这方面，在不干预市场这方面，你们可能会认为中国是不干预得太过份，但事实上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自由很多。你要订枕头，订家具，怎么订造都可以。你要把自己的名字烫在磁砖上也没问题。你要枕头加三两、减四两，随便！的士司机可以一天开车17个小时不休息。这些事情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你要买个枕头，想订造，给你做枕头的人有可能要坐牢。要经过很多部门的批准，要贴上“经政府审核”的标签。
所以国内的自由经济，主要是受弗里德曼的影响。这比他的货币理论对中国通胀的影响要大得多。当我说来说去不能说服的时候，就抛出弗里德曼的名头，说他也是这样主张的。回顾整个20世纪，听Becker讲话，听Stigler讲话，都没有Friedman这样主张自由的程度。弗里德曼甚至是赞成自由自杀，（笑声）赞成自由吸毒，赞成自由嫖妓，自由得发神经。（笑声）你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吗？他的两个儿女要去坐火车旅行，Friedman就说：“这里有两张头等票的钱，给你们去坐火车。如果你们要买三等座位的票，这是你们的选择，但我就给头等票的钱。”结果他的儿女都拿了头等票的钱去买三等座位的票。这就是弗里德曼。虽然我不敢肯定，如果他的儿女吸毒，他会不会也鼓励。（笑声）所以说到自由，弗里德曼的自由是近于发神经的自由，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但这个概念是好的。当我推广这个概念的时候，当然不会说自由自杀这一类的，但他的影响是一定的。在某一方面，北京的朋友是很尊重弗里德曼的。当然提到弗里德曼，我们要尽量表示尊重。
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产权的问题。他们反对私有产权，不喜欢那个“私”字，到现在还是要用“民营”来代替“私营”。（笑声）这就很困难，要怎么解释私有产权，才能说服中国使用这种制度？他摆明了是共产国家嘛。后来我说服了弗里德曼，我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名号没有关系，问题是怎么推行私有产权制度。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土地怎么能私有？1985年的时候我开始推出两权分离的说法，说明土地不需要所有权也可以私用。说到“私”字，他们就难以接受，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科斯的贡献很大。
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所谓私有产权无非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得清楚。就是这么简单，但科斯没有用到“私”字，北京容易接受。一讲他们就明白，比打针吃药还快。（笑声）你说这是不是神奇的事，其实没什么深奥。当时我是Alchian的学生，他最喜欢讲私有产权的事，但他来来去去都讲不出这一句，就是权利界定这一句。这么简单的事情，科斯讲出来了。但是当时很多人读科斯那篇关于音波频率的文章，他讲到权利界定的问题，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讲私有产权。我将这一点卖出去，北京马上就抱住。
看看所有法律的书，当年我看很多这类的书，看看所有讲产权的书，没有人能讲出这一句。只有科斯1959那篇关于FCC的文章，突然说出这么一句：权利界定是市场成交的先决条件。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我一读到就跳了起来。后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科斯对中国的贡献很大。说私有产权，怎么说他们都不明白。但你说权利模糊不清不行，他们就认同。你说权利界定清楚就行，他们也认同。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幸运的事情。我自问是想不到这种说法。Alchian教了我那么久，他也说不出来。你问什么是私有产权，打开法律书看，看得眼都花了，还是看不明白。但科斯只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据我所知，北京的朋友自80年代中期起，一提起权利要界定清楚，人人赞成。你说大锅饭不可取是因为界定不清楚，人人赞成。你说要砸了大锅饭，人人赞成。你说人民公社不可行，人人赞成。所以回想起来，这些思想的东西，不需要很深的，只要说得对。所以科斯的贡献很大。
去年，我带着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去杭州。杭州的青年才俊、党委书记请我们在西湖边一个豪华的大厅里吃饭。本来是为了邀请这位院长，他才是贵宾，但他们都不管那院长，人人当我是贵宾，拉着我拍照。那院长站在那里就很尴尬，他以为自己是贵宾。（笑声）那院长跟我说：“原来你才是贵宾，我不是。”我也觉得很尴尬，我当他是贵宾的嘛。（笑声）结果贵宾说他不是，我才是。我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说：“我再向你们介绍这位朋友：这位是科斯的老板。”（笑声）科斯还是芝加哥法律学院的人嘛，虽然是90多岁退了休，还是挂名在那里。这个是法律学院的院长，那你说是不是科斯的老板？（笑声）马上人人都不理我了。（大笑）当时侯运辉在场，真有其事吧？所以科斯的名气在中国很大。
第三个问题，改革的时候，原本是等级排列的制度，改为是以权利界定的制度。以前等级很高的人，并不等于是资产多的人，所以这些人就反对改革。
80年代时，这就是改革的困难。我当时建议花一笔钱来买断特权，但怎么说得出口呢？高干子弟在外面拿点好处，如果完全封杀这种行为，是很难办的。要买断特权，又想不到办法。完全不给好处，他们又反对改革。
所以88年我跟弗里德曼到中国时，我说：“我跟你约法三章，你有什么意见与我不同的，我们关起房门打清楚。在外面，你不要不同意我。我不会不同意你，但你也不要不同意我。”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对什么事情都怀疑。如果我们是同一个学派出来的，却在公开场合互不同意，就很难推销我们的主张。
当时就有这个问题：高干拿好处这件事，不可以完全反对。想买断又买断不了，也不好看。当时说到Stigler的观点。Stigler怎么看呢？他认为财富应该落在竞标最高的人手上。这是Stigler的观点，他认为不能随便把财产送出去，要以投标的方式进行。我跟弗里德曼说，Stigler是错的。你别管是谁，只要成了私产，随便乱扔出去，都比不变成私产的好。这个观点，就是艾智仁（Alchian）和科斯的观点。但是Friedman的老朋友是Stigler，Stigler是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当时我跟他说：“这一点你要想清楚。不要动不动就投标，要尽快抛出去，变成了私产后再让市场来进行投标。”他考虑了这一点，想了一晚，然后对我说：“你是对的。”弗里德曼对事客观。所以我不同意你们说跟弗里德曼辩论都输。我认识他那么多年，跟他讨论问题时就集中在事情上，通常是无所谓输赢的。
又如关于国营企业的问题。我跟他说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国营的低效率，而是因为国营的缘故，为了维护那低效率，就不给私营参与竞争。这个就是问题。就像中国电信，打电话去美国那么贵，为了维护其存在，就不允许竞争。Friedman就有这一点好，他一同意你、支持你，他马上对外讲。他对中国的事情真的很尽心尽力。
但有一件事我要说的，是像弗里德曼这样地位的人不容易做到的，这对我影响很大。也就是以他那样的地位，有时说话稍微说歪一点，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我认识很多在香港搞政治的人，如立法会议员，有谁真的能做到言出由衷？很难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尤其像弗里德曼那样举足轻重，说歪半句可以有很大利益的人。但他真的是不讲就是不讲，这是很难做到的。我只是个小人物，但有时即使是我说歪半句也可以有很大的利益，或者是有些话可以不讲。但弗里德曼就不是，他完全不卖账。真是难得，我从未见过。怎么可以做得到呢？有时在不同场合，稍微客气一点。但他完全不做。在这方面他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后来也知道自己也能做到，也就把心一横，什么利益都不要考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当你做得到，就树起了这个招牌。
我最记得在苏州的一晚，是陪他从上海到苏州，张永珍的女儿招待我们。天也黑了，我们又迟到了。那晚也挺冷的，是十月份了，天气开始冷了。在酒店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十点了，肚子又饿，一桌子都是饭菜。张永珍请了很多高干来，副市长啊，副书记啊，坐满了一桌。坐下来，就吵了起来。那是1988年，他们说国营企业是好的，可以挽救，弗里德曼当然不同意，通过翻译就吵了起来。我坐在那里，看着一桌子菜都凉了，又肚子饿（笑声）。怎么办呢？他们在吵架。我当然很想吃了，就用中文说：“某些情况下，弗里德曼教授是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你们是对的。”（笑声）然后我就拿起筷子吃了。（笑声）不知道为什么弗里德曼猜到我在说什么。（笑声）他用英文说：“史蒂芬，我知道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出售，可是不要减价减得那么快。”（笑声）他就是这么一种人。所以当我自己想出卖灵魂的时候，很难说不想一下他。想到他，灵魂就加价了。（笑声）
后来去到南京，有件事也是挺尴尬的。伦敦大学有一个经济学院，那里的一个教授，是整个香港大学系统的External Examiner（校外考试官）。他是经济学教授，来中国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他是帮中国的高干子弟，拿着爸爸妈妈的好处所得，去伦敦读书，去拿学位。当晚碰到他的时候，当弗里德曼大致上知道这个是什么人的时候，就很尴尬。他很清楚地跟我说：“这只猴子是谁？（笑声）我不要跟他一起吃饭。”这就是弗里德曼。
谢谢各位。（掌声）
作者：spiderman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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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Milton Friedman逝世深圳追思会部分发言稿 -- spiderman - (19805 Byte) 2007-12-02 周日, 10:49 (103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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