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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从新闻中我得知我以前读书时挺要好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犯了一个大案，被判了死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内心的感触，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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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从新闻中我得知我以前读书时挺要好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犯了一个大案，被判了死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内心的感触，也不知

ycm

警告次数: 1

头衔: 海归少将
声望: 讲师

加入时间: 2005/10/07
文章: 616

海归分: 268532

标题: zt从新闻中我得知我以前读书时挺要好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犯了一个大案，被判了死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内心的感触，也不知 (2526 reads) 时间: 2007-7-01 周日, 14:08

作者：ycm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人生如梦，这是一句大多数像我这样的俗人在人到中年时的感慨。有点俗。还有一种说法是人生如戏，或者戏如人生之类。意思都有点类似。说的都是人生变化莫测，或喜或悲，亦真亦假。再回首时，即使不是感慨万千，也是摇头三叹。

　　在古城开封长大的我的父亲，当他在狭小的火车头里往炉子里铲煤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以后会到武汉娶妻生子，在杭州的郊外入土。建国初期当还在读初中的我母亲离开老家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想到以后生活的艰辛。但是即使如此，当看到家中以后亲属的人生遭遇，相信她还是庆幸离开了老家。

　　今年，母亲又经历了人生的一道坎，７０多岁了在医院里动手术。我是手术后第二天到的医院。昏睡中的母亲，经常嘴巴动着，说着话，醒来后告诉我们，刚才她是在和那边的人说话。手术伤口换药的时候，看到母亲身体上一尺多长的伤口，我心里发颤。我们得知母亲患癌症是在母亲发现有癌症一年多以后，她为了省钱、为了不给孩子们添事，一直瞒着子女。

　　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人都跑不掉。时代的大背景下，人能够做的其实也不太多。好好活着，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不过，一不留神，来个乾坤颠倒，也说不定。

　　我前段时间给国内一个人发邀请信，在做完所有的案头工作，把邀请信传真过去后不到半个小时，在网上就看到这个人被“双规”的消息。让我呆了半天。对我来说，这个老兄从风风光光的Ｖ－ＶＩＰ，一下子变成命可能都保不住的阶下囚，只花了半个小时。几个礼拜后，这位老兄的副手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了。地球照样转，项目照样运转，热热闹闹中，他的名字没有被提起过。当这个代表团在享受频频乾杯的时候，这位老兄可能正在经历着角色转变的痛苦。

　　这位老兄和我毕竟没有什么来往，除了觉得人生无常之外，其他的感慨并不多。可前几个礼拜无意中看到的一条放在要闻版的新闻，却一下子和我熟悉的人拉上了关系，让我震惊、难过不已。从这条新闻中我得知我以前读书时挺要好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犯了一个大案，被判了死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内心的感触，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帮他。这是我认识的朋友中第二个有此经历的人。７－８年前，当第一个朋友出事后，我的一个也熟悉这个朋友的邻居常常半夜被惊醒，吓的。

　　这两位朋友当年都是意气风发，事业有成。记得当年在北京的那位同学家中，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告诉我：是谁在管理着中国的经济？是我这样的人。我相信这话，我为同学的事业感到高兴。也因此，我实在不能接受他们人生的这种剧变，这种结束人生的方式。没有过这些经历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郁闷。

　　对比之下，我以前的一位老师可能就不会那么耿耿于怀了，起码命保住了。这是我很尊敬的一位从年龄上讲和我同辈的老师，两年前回家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还相约着去看他。再后来给他打电话老是打不通。在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无意中告诉我，这个老师犯案子了，进去了，省里还为此案子发了通报。应该是不会判死刑。但这种上下的天壤之别，也不知道老师要熬多久才能平静下来。下次回去，一定要去看看他。

　　这次回家乡看母亲的时候，在一个礼拜多一点的时间内，我参加了两场葬礼，错过了两场葬礼。够忙的。

　　当然也有好消息。离开家乡不久，一个下放时的朋友通知我：他的弟弟在被关了一年多以后，被判了缓刑，罚款几百万。也就是说，没事了。接他弟弟出来的路上，他弟弟嚷嚷着要上诉，对检方的评论相当的负面，说这是彻头彻尾的冤案。他接我电话的头几句话是：我出来了，我出来了，我出来了。声音嘶哑着。

　　自由的感觉。

　　这种感觉可能比升官的感觉还要好。回去的时候见到大学的同学，得知一个同学在当了多年的“常任”之后，可能要“扶正”成正厅长了，另外一个同学快当副省长了。

　　这些同学的角色又要变了，他们的戏台子又要变大了。这种说法是我几次参加所谓“外事”活动后的体会：中方人员在会议厅门口按着职务高低排着队，外方人员也按着中方的要求按着职位排队，然后在记者们长枪短炮的聚焦下，在门口握手，说着只要学过５句英语就可以翻译的客套话。这时候双方要面带笑容，而且绝对不能越位，也就是不能串了角色。当中外双方在大厅两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位置上入坐后，戏就进入下一折了。这时中外双方的“一号”人物要对着麦克风和记者的镜头而不是对着见面的一方说话。这是最有意思的环节。每当这时，我都要环顾四周，看看周围聚精会神听“一号”人物们说话的人。

　　感觉就一个：逗。

　　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一直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笑出声来，免得坏了这台戏。

　　参加了这些活动后，就明白当演员真的不易，还真的需要科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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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我参加了文革十年后的那场高考，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深处，在茫茫戈壁和滔滔瀚海之间，在一条两头无限伸向天边的公路旁，我们七、八个来自幸福公社幸福农场的知青疲惫不堪地依靠在行李卷儿上，望眼欲穿地盯着路的一头，等待着搭乘过路的命运之车。明天就要高考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想法搭上车去县城赶考。

　　昨天傍晚，吃过晚饭后，炊事班给我们几个赶考的人每人发了两个白面馍馍，是路上的干粮。这是对我们的照顾。平时不是吃包谷面窝头就是包谷面发糕，再不然就是包谷面糊糊或搅团。和不赶考的人比起来，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每天只需要出半天工，剩下的时间复习功课。

　　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送我们。我们的样子很滑稽：穿着厚厚的棉衣和大衣，后背背着行李，两肩一边跨着装满复习材料的书包，另一边跨着馒头和水壶，站都站不稳；在伙伴们羡慕和祝愿的再见声中，上路了。我们要步行去公社，从那里再想法搭便车去县城。农场只有两辆牛车，都已派了其它用场。从农场到公社差不多有二十公里的路程。说是路，实际上只是平时毛驴和牛车压出来的印子。我们顺着这些痕迹，深一脚浅一脚地开始了考大学的跋涉。

　　农场在塔克拉玛干西南部的沙漠腹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绿洲上。周围是连绵起伏的沙丘（我们叫沙包）。再往里一点儿，就进入沙漠禁区了。其实没人禁你，但你要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塔克拉玛干”的词义就是“进去出不来”。有一次我们出去砍骆驼刺沤肥（冬天的农活），稀稀落落的的草丛把大家散的远远的，谁都看不见谁。我贪多，不知不觉地砍进了“禁区”，差点儿“塔克拉玛干”了。当我突然感到周围一片异样的寂静时，才发现只剩自己一人了。爬到眼前最高的一个沙包上一看，四面八方竟全是一个模样。我顿时瘫跪下来。不是形容，也不是夸张。我也是到这会儿才知道什么叫“瘫”。我跪在沙包顶上，全身发抖，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不知道真是我发不出声来，还是沙漠大得无极，把喊叫声吞吸了进去。平时听说的“进去出不来”的故事象走马灯似地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川流不息。什么谁谁谁何年何月失踪了，若干年后有人发现了此人的“木乃依”（干尸）；什么某某司机晚上停车休息后，头一夜的沙包原封不动地被风挪到了路的另一边，第二天竟毫无察觉地掉转车头走向了另一方向，从此再也没见此人；等等。谁都知道，误在里面不是件好玩儿的事。我在发呆发瘫了一、二十分钟后，终于生的愿望战胜了恐怖。几乎是滚下沙包，趴在地下开始寻找脚印。任何印迹。不知爬了多远、转了多少圈。就在彻底绝望的时刻，突然看见几粒羊粪蛋，我的心差点儿跳出来，紧盯着它们，生怕它们又突然不见了。这是生的希望。又看见几蹶驴粪。很快就又看到了驴蹄子印。就这样，我跟着这些牲畜的蹄印走出了死亡之地，而且还没忘了把比我自己还重的一捆骆驼刺也背了回来。朋友们都说我傻。

　　农场的存在全因了一条小小的季节性河流。小河里的水平时用于日常的吃喝和大田里的庄稼，几乎没有剩余种蔬菜。除了种一点耐干旱的恰麻古（蔓菁），我们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家里带来的咸菜。记得刚下乡头几个月，大家都被每天的老三顿－发糕糊糊、锅贴糊糊、搅团窝头（全是包谷面）和一点点舍不得吃的咸菜吃得胃酸胃痛、脸面浮肿的时候，男生们不知怎么地逮住了一条野猪，让我们大大地丰盛了一顿。比过年还过瘾。还有一次，炊事班的同学弄来了一麻袋黄萝卜，用水一煮，给每人发了一大茶缸，有六、七根吧，大家“一吃一个不言传”。我从小挑食，向来不吃炒熟的黄萝卜，更别提煮的了。看大家都吃得很香，就捏着鼻子尝了一口。一尝竟发现天下还有如此好吃的东西。王母娘娘的蟠桃恐怕也不过如此罢。从此以后，再不挑食。

　　光冲吃和到县城闲逛逛，借口出来考大学也都值了。还别说其它诸多诸多的原因了。我们象一群刚被放出笼的小鸟，兴奋地又唱又叫。可没唱两、三首就开始气喘吁吁了。你想，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走在走一步来退半步的沙子里，如果不是仗着年轻，一句歌可能都唱不出来。不知是哪一个聪明的男生，干脆把行李扔到地上，拖着走，一下省了好多劲儿。大家自然全部仿效。拖，也并非是件轻松事。我们把绳子一会儿拉在手上，一会儿跨在肩上，一会儿又套在脖子上，反正是越拖越重，越走越累。当我们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之后，就再也唱不动了。行李角已经磨破。而我们的路走了二十分之一还不到。

　　沙漠中的夜晚，天永远是绽蓝的，月亮永远是明亮的，星星永远是铺天盖地、笼盖四野的。置身于其中，你永远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大家默默地走着，被充满诗意的夜空感动着，被恒寂远宏的沙漠感动着，被自己坚韧不拔的跋涉感动着。有人低声哼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在没有其它歌曲可以替代的年代，这首歌恐怕是最能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你不觉得吗？北斗星永远标志着希望。我们脚下正在一步步走向希望。

　　整整走了一夜。凌晨五、六点钟，精疲力尽的我们终于到了公社。事先有人已经给我们留了一间会议室。进去借着月光一看，空荡荡的只有三、四把椅子。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已经没有打开行李的力气。靠墙一坐，枕着行李卷就睡过去了。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又分头去找进县城的便车。没车。只剩一条路：到十几公里外的公路上去档车。这意味着我们还要走一天。如果天黑之前能走到公路，还有可能挡到车、半夜到达县城。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又打起精神出发了。算我们幸运，走出去一里路的样子，有辆手扶拖拉机经过。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哄而上。没等人家答应就把行李扔上了拖斗，人也跳了上去。不到中午，我们便到了公路旁。手扶拖拉机去了相反的方向。

　　这会儿，已经下午了。我们还在等。男生们躺在路基下，有的在抽烟，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啃冻得硬棒棒的馍馍。女生们轮流坐在公路当中挡车。戈壁滩上冬天的太阳很是暖洋洋地，也照得我们懒洋洋地。虽然风沙不留情地割划着我们的脸面。过来过去的车都很少。偶尔来一辆，不是装满东西的货车，就是没用的小车。四处望去，一片沙黄，连一颗小草都没有。坐在路面上的女生目不转睛地盯着路的尽头。看着看着眼就花了。想要知道什么是海市蜃楼吗？到这儿来看看就知道了。不知是气化作用还是幻觉，总之，我们总看到远处有个黑点儿向我们移近，越来越大，可是一会儿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终于，又看到了一个黑点儿，越来越大。还听到了声音。所有人都支愣起来，全部冲上了路面。车到了跟前才看出原来是个胶轮拖拉机，带着个敞篷车斗。空的！这是我们的最后机会。大伙儿一涌而上。司机一再说他不去县城，我们说拉哪儿算哪儿。后来达成协议，他把我们拉到去县城的路口上。谢天谢地，我们有希望了。从路口再到县城只剩三公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在话下。

　　上车后，大家总算放下了心。一个挤着一个，靠着行李卷，在呼啸的风沙中睡过去了。三、四个小时后，司机叫醒了我们。我们却动不了了。原来都冻僵了。我们硬挣扎着伸展四肢，连滚带翻地把行李滚下去，再把自己滚下去。反正僵得已经没有了知觉。好在棉衣棉裤外加大衣还起了点儿保护作用。

　　还是老办法：拖着行李走。等进了县城，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所有的商店、饭馆都关了门。我们又饥又渴。找到县招生办时，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很大的包谷囊（ｎａｎｇ，一种当地维族老乡烤的饼）。没有喝的水，也没有洗漱的水。我们被领到住宿的地方，是一个小学校，总共有两排土坯盖的教室，每排有三、四间。所有的教室都只有一个简陋的木板门和两个有洞没有玻璃的窗户。里面空荡荡。看来孩子们都是坐在地上上课的。当然就不要提电灯了。我们曾经为修建水利工程在戈壁沙漠中风餐露宿过，这儿毕竟有几面挡风的墙，已经相当不错了。啃着干囊，和衣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大家抓紧最后一、两个小时背复习题。

　　第二天一清早，有人又给我们发了一个囊，还有一杯开水，然后带我们去考场。考场在小学旁边的一所中学里。考生不老少。本县的，各知青点来的。我找到自己的教室和座位。教室里弥漫着青烟。教室中间的铁皮洋炉点着火，两根粗大的、将近一米半长的、半湿不干的红柳根直戳戳地插在炉子中间，一小截在里面，大半截在外面。炉子摇摇晃晃不说，里面只见冒烟，不见有火。有人试着把炉子里两根长的换成短的，不但没成，反而把烟筒捅倒了。这一下，浓烟滚滚，只好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

　　时间到了。连熏带冻，每个人都鼻涕眼泪唏哩哗啦地开始了答卷。大家穿着大衣、戴着手套，手指冻得僵硬，歪歪扭扭地在考卷上划拉着。课桌是老苏联式的：桌椅连在一起。没有油漆。我的桌面由两大块木板拼成，中间的缝隙可以漏下去一只铅笔。椅子是一长条木板，边角上的树皮还在。

　　现在只记得作文了。题目是：“每当我想起周总理”。内容都写了些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不断地提醒自己：文章的主角是你自己，而不是周总理，千万别跑远了。后来才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果然是跑了题，全去写周总理了。

　　三天后，我们坐上长途公共汽车直接回城里家中了。我的感觉不错。这一年规定不公布分数。但总有小道消息传出来。很快，听说我考了地区文科第一名。但也很快有了不祥之兆。有朋友从农场捎信来，非常隐晦地说了几句话。我完全没在意。爸爸妈妈却隐约感觉到什么事。当他俩从地委回来说话吞吞吐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原来爸爸妈妈去地区招生办了解到，公社有人作梗，我的政审没过关，材料根本就没有报到地区来。

　　理由：此考生是知青干部，为准备高考装病回家复习功课；如果放走，将会引起知青军心浮动、扰乱上山下乡的国家大计。意见：不予推荐。

　　我回到了幸福农场。

　　得知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去大学报到的消息那天晚上，我躺在土炕上，捂在被窝里……没有哭，打着手电读了一夜的书，直到电池耗尽，直到天亮。

　　哥哥也没过。他在沙漠更深处的一个小小气象站工作，一心想学天体物理，考试成绩不错，政审没过。理由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爸爸妈妈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们为建设边疆奉献了一生，多次遭受不公仍无怨无悔。现在为了下一代，为了公正，要说说话了。批卷的老师们也不干了。不光是我和我哥哥，理科的第一、二名也没走成。第二名的女孩是因为她妈妈的前夫解放时去了台湾。小小的边城考出了如此好成绩，却不放人走，与理不容。在舆论的压力下，地委通告批评了这种“极左”做法，同意让我们几个还是知青的考生（我哥哥除外）在自治区内的大学走读。开学两个月后，我进了自治区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

　　三十年后的今天，坐在美国全国考试中心的一所大学里批改着美国学生的高考试卷，回想自己的经历，心情难以描述。在那遥远的地方，我那些曾经教过一段时间的农民孩子是否还在幸福农场？有一幕情景常常在脑海里出现：一次在乘他们做习题的空档，我为自己高考在黑板边缘练习着写了几个英文单词，一回身才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停下笔来好奇地盯着那些字母。我给他们解释那是英文；世界很大，有很多国家，有一个国家叫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美国……他们个个眼睛都睁得大大地。今天，他们的模样都已经非常遥远模糊了，但是那些渴望求知的眼睛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他们的孩子也该高考了。是否还在那遥远的地方？

作者：ycm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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