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 -312
</dt><dd>萧兄妹组织“白玫瑰小组”，在校园散发反纳粹传单，反对侵略战争，谴责屠杀犹太人。图为白玫瑰纪念馆内陈列的照片。</dd></dl>最近，看到一个80后对“文革”提问。起因是她母亲的回忆：下乡的地方离边境线很近，一次下工迷了路，直接就走到了缅甸。正逢赶街子，忽见街子上一群又一群缅甸人扔下手里东西，向边境飞奔。“跑得一路黄灰冒。边跑边招呼，‘快点走，中国出大事啦！’”一班知青看得发呆，回到社里，才知道是毛泽东死了。当天夜里，都难过得睡不着觉，不是失去伟大领袖难过，而是对自己的命运担忧。“是他把我们支使到这里来，现在他死了，我们会不会回不去了呢？”
女孩说：“以前看描写红卫兵和知青的资料，总说他们如何受理想召唤，一腔热血奔向未知命运。但我妈妈的回忆里，我看不到被蛊惑的痕迹，他们始终都是清醒而被动的。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清醒的人，能造成那样一个不清醒的时代呢？”
我想再说说曾简短介绍过的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
那个以建筑师本德勒命名的建筑群，位于柏林，是二战时的德军司令部。楼内一个房间，就是在希特勒脚下安放炸弹的军官施陶芬伯格的办公室。采取如此极端手段，因为国家已经荒诞到了生死存亡维系于一名独裁者的地步。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就在这里被逮捕，被带下楼梯，就在院子里，与同案两名军官一起被枪杀。
中心的主题，是纪念纳粹的抵抗者。它收集了五千个以上人物和团体的抵抗故事，展厅虽很多，但大多故事只能占一本书大小的位置，只能容下姓名、照片和极简单的介绍。我找到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也只占小小一方。纪念中心信息密集。德国孩子一拨拨由老师带来上课。一个男孩已经跟着老师出了展厅，又匆匆跑回，用手机拍下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汉斯·萧和索菲亚·萧兄妹 。
纪念中心为萧兄妹和“白玫瑰小组”特设专馆。萧兄妹只是大学生，从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他们组织“白玫瑰小组”，在校园散发反纳粹传单，不但反对侵略战争，身为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他们也谴责屠杀犹太人，指出“自入侵波兰以来，已经有30万犹太人被以最野蛮的方式谋杀”，而“德国人在他们的迟钝中沉睡”，等同于“鼓励了法西斯的罪行”。他们经过所谓“人民法庭”的四天审判，速速被处死刑，当天就被断头机切下了头颅。
希特勒女秘书在晚年回忆说，她一直认为，自己当年只是个年轻女孩，并不负有责任。站在索菲亚面前，她才明白：年轻不是借口。
“白玫瑰”一案，在慕尼黑和汉堡共十名成员被杀害。施陶芬伯格一案，被捕的就有约六百人，一个展厅整一面墙都是此案被捕者的照片，仅几人幸存。
德国的纳粹反对者并不少，例如，被划入另类的犹太人自然一开始就是反对的。在1933年6700万德国人中，仅犹太人就有52万。
大量德国人在最初是被蛊惑支持纳粹的。但希特勒时代历经整整12年，大家熟悉的希特勒一呼百应的场景，只出现在他上台的初期。12年后，战争和日渐严酷的统治在逼迫民众重新审视，最初被煽动的民众也大量在后期渴望改变。汉斯·萧最初还是个单纯的希特勒少年团员，施陶芬伯格曾支持并亲自参与了入侵波兰，他们都经历巨大思想变化。就连纳粹的北非名将隆美尔，都转而密谋推翻希特勒，最后被胁迫自杀。
所以，抵抗也存在于体制内，甚至存在于纳粹军人和高级军官之中。
前德军司令部十分压抑的封闭大院中，今天站立着一个简朴石雕，一个双手在身前被捆绑的年轻裸体雕像。站在历史现场，难以不动容。这个裸体石雕是个抽象的象征，象征着和施陶芬伯格一样的抵抗者。我想，雕像如果不是象征构想，而是就义者的写实，那就是一个穿着纳粹军服的军官了。联想起多年前阅读《白玫瑰》，第一次看到汉斯·萧的照片时，也如此触目惊心：他和施陶芬伯格一样，也一身军装，因为希特勒规定，医学院学生在假期都必须去前线服务。
在一个没有选择的制度下，很多人行为分裂，或者思想与行为分裂。存在大量表面服从或局部服从、甚至支持纳粹、依附纳粹生存，却留存良知、在特殊情况下，挺身抵制等复杂情况。
如辛德勒，他为了生意，随德军进入了波兰，借德军威势建厂谋利。但是同情心令他利用工厂，冒险救下了1200名犹太人。又如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和几个西方人在南京合设七平方公里安全区。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区内收容20多万中国人，在自家和花园里也收容了650名中国难民，而拉贝也是个纳粹党员。冯·法肯豪森将军，曾在中国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全力协助中国抗日。后来他担任德军驻比利时军管总督，在他中国故交的妹妹钱秀玲建议下，冒着生命危险，下令释放了98名原本要被盖世太保枪决的比利时人。后来他被怀疑介入军人推翻希特勒的计划，虽逃过一死，还是被送进达濠集中营。战后，他由于占领军首领身份，对占领期间德军罪行负有罪责，被布鲁塞尔法庭判处了12年徒刑，只因为年老多病，才很快得以释放。
谁是纳粹的抵抗者？是不是只有如施陶芬伯格和萧兄妹这样，勇敢站出来，以生命与专制政府对抗的英雄才是？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认为，以任何方式反对纳粹专制而保护自己生命自由的团体或者个人，都是抵抗者。它涵盖了在黑暗制度下逃生的努力、民间私下对文明的保存和内心对黑暗的抵抗，抵抗面积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大。
这个关于抵抗者的定义，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这个中心纪念的远远不止有名有姓的五千个故事。
抵抗包括从1933年开始以宗教自由为理由抵制纳粹的教会，例如新教教会曾经反对《雅利安法》和纳粹对教会的控制，虽然他们后来大多在高压下被迫在表面上屈服；抵抗也包括大量后来被迫沉默的知识人和艺术家，他们在无望出版的时候只为自己写作，在作品无以面世的时候坚持艺术创作；抵抗甚至也包括移民和流亡，纪念中心指出，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当年就有50万德国人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其中28万是犹太人；抵抗还包括中产阶级的许多小团体，他们的活动只是试图保持传统哲学、欧洲文化和德国文明史，他们维护了精神独立的底线，被称为“精神移民”；也有年轻人抵御希特勒的青年运动，拒绝加入纳粹限令加入的“希特勒青年团”，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有年轻人因此被送去劳改；抵抗也包括了犹太人为保护自己生命的地下藏匿，更有许多德国雅利安人，默默地帮助了犹太人进行藏匿和逃亡。抵抗运动纪念中心以个人和团体的事迹证明：德国有站出来反对的英雄，也有大量默默反对的、精神上的抵抗者。
出于本能保全个人生命或追寻个人自由，如逃离德国的移民流亡以及犹太人的藏匿，这样的“消极行为”为什么能算抵抗？又有什么意义？
纪念中心强调了希特勒有过一句名言：“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者。”独裁者明白思想抵抗的可怕，只要有一点不满和反对的思想星火在，蒙昧就不可能是永恒的。星火会燎原。专制独裁者因此才有恐惧思想自由的通病，不但不能表达反对，也不可以中立，必须表示支持，“站在一起”。希特勒试图泯灭一切潜在的反对、不满的火星。
柏林近郊有个很少游客光顾的展览馆，普罗振西监狱的“1933-1945受难者纪念中心”，它是希特勒试图消灭反对者的一个缩影。
纪念中心只是监狱的一个小偏院，院中孤零零站立着行刑室，里面一排八个冷冷的绞刑吊钩。吊钩是在1942年安放的，替代了1936年10月14日由希特勒批准使用的断头机。参观这里才知道，1936年前，柏林的死刑犯居然还都是用板斧砍头，断头机相对还算是个“人道措施”。但纳粹使用断头机，和死刑剧增有关。
这是个19世纪的老监狱，数字在揭示真相：从1890年到纳粹上台之前的1932年，42年中，这里共有36名罪犯因谋杀罪被处死；而纳粹上台、尤其是建立了所谓“特别法庭”和“人民法庭”后，判处大批死刑。从1933年至1945年的12年间，在这个小院，就处死了2891人。他们被处死，只是因为没有和希特勒“站在一起”。
在一个撒几张传单、说几句真话，就要被拉出去切掉头颅的年代，不论内心反对的面积有多大，站出来抵抗是超常英雄行为，沉默才是普遍而正常的反应。
柏林“德国抵抗运动纪念中心”的理念不同寻常，它确认在极高压下默默抵抗的意义，视为留存生命和自由的种子，视为生命之顽强和思想之难以征服的体现。它也是一个信念：那看不见的、深藏的、求生和追求自由的本能和精神，最终一定会长过专制独裁的寿命，会突然冲破愚化的蛊惑，会迅速传播，重新走进阳光，延续被中断的文明。
当年的“文革”也在印证这样的信念。那是信息被封闭的年代，是大批民众被愚化和煽动的年代。最初，清醒者是少数。但“文革”历时十年，那些默默的思想反对者，是留存的火星，最后，不满、反对、清醒、半清醒和消极抵抗，逐渐传递和广泛蔓延，甚至蔓延到边境的偏远乡间。但沉默仍然是普遍的，理由很简单：比汉斯·萧大一岁的遇罗克，因为在一张传单般的小报上提出质疑，就被枪决。在“文革”结束的一瞬间，民意突然冒出地面，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求改革的力量。这个力量，一直延续，今天还可以清晰地看见。■
作者为美籍华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