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系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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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系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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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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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美国的飞机上
时间: 2012-1-12 周四,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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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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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评毛泽东：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幸
明报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乘坐的轿车驶向人民大会堂。这位以独特方式成功采访过世界上几十位著名政治人物的记者，被同行称为“时髦的记者”。
当时，世界都注视中国，都注视着一个新政权如何评价它过世的最具影响的领导人毛泽东。法拉奇敏锐地发现，世界风云人物正在中国，这个人的名字叫邓小平。当时的邓小平虽然已是76岁高龄，却精力充沛，思维敏捷，那天情绪也很好。他曾听说这个法拉奇“很厉害”，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被法拉奇尖锐的提问弄得相当尴尬，发誓再也不接受她的采访。接受她的采访就跟考试一样。但邓小平接受这次采访，并无个人的原因，他想通过这位名记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告诉全世界。
法拉奇确实“厉害”，在邓小平招呼她坐下时，竟无一句客套话，开口就直奔主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永远地保留下去？”
邓小平本来就是个干脆的人，他把点燃香烟的火柴放进烟缸，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说：“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法拉奇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小平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来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问：“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把话题转向涉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吸了一口烟，坦率地答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这个话题，邓小平讲起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后很是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有什么秘密没有？”
邓小平笑了：“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你？”
邓小平很坦然：“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似乎是顺着话题向前“误导”：“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平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2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及周恩来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邓小平的目光中充满敬佩，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
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时已近中午，邓小平谈兴正浓，言犹未尽。他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谈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说：“好极了！”其实法拉奇一到北京就提出过最好谈两次。外交部考虑到邓小平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采访已属不易，不可破例再谈一次，因此没有同意。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党际关系和对外开放等问题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法拉奇听得入神，不停地记笔记。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她采访的重点，她又冒出一个问题：“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多少分？”
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顺势又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小平含笑答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错误。”
两次谈话共4小时。法拉奇所提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切中要害的答复，她感到喜出望外。
法拉奇带着访问记录满意地走了。很快，8月31日和9月3日，法拉奇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分两次发表了她对邓小平的访问记录，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各国报纸纷纷转载。法拉奇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人。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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